【问】今天，我们想请你从你个人生涯、个人成长的角度谈你的克商年求解。因为你的克商年求解很特别，自从西汉末年华夏大学者、新莽王朝大国师刘歆开启克商年求解史以来到现在，你是华夏民族儿女中唯一一个利用“五星聚房”记录求解克商年的人，而参与克商年求解的所有欧美民族学者中也只有美国里海大学教授班大为利用“五星聚房”求解了克商年，而且，你和班大为的克商年月日结论完全相同，都是“BC1046.1.20”。而且你俩的克商年月日结论与夏商周断代工程官方的克商年月日结论也是完全相同，真是巧极了！但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克商年月日求解方法又与你和班大为不同。看来你们两国三方是殊途同归，胜利会师！现在我们稀罕的是你那独特的求解思路和途径，它究竟是怎么来的？当然，你在前些日子也谈到过一些，主要概括为“宏观、中观、微观进路三部曲”：（宏观进路）你从小就养成了正统思想和严谨作风，这样就有助于你学好甲骨文和数学，这两种知识学得好有助于利用古文献上记载的“五星聚房”记载研究克商年。而别人（如江晓原刘次沅和基本上全体近现代研究克商年的中外学者）都有甲骨文方面的短板和数学方面的短板。（中观进路）接着在杭州余杭发现的良渚文化反山大墓，它的“土筑金字塔”形象对你形成心理冲击；同年购买的台湾版百科全书天文学卷上中国古星表“北极五星”高居星表首位并对你形成心理冲击；以及西湖边杭州碑林陈列的五代吴越国王妃吴汉月墓中出土的中国最古星图中央的“北极五星”映入你眼帘也对你形成心理冲击，这三重心理冲击共同造化为一种心理印象，它使你在2001年11月阅读江晓原的天文考古专著《回天》一书时，产生了联想，从而把“北极五星”与“五星聚定义”挂上了钩，从而让你明白中国古星图中的紫微垣北极五星其实就是“五星聚”样板，北极五星首星与尾星的角距离“7°”其实就是“标准五星聚”的聚度！由此途径，你就得以堂而皇之仿佛手持尚方宝剑那样“从五星聚房”记载入手解出了克商年——BC1046！

现在，我们想从“做一个专题”的角度请你放大谈论你从五星聚记载求解克商年的往事细节，好吗？我们特别想知道为何从古代刘歆到今天的江晓原、刘次沅和那些豪气万丈不可一世的民科们都没有从五星聚视角入手解克商年，而是只有你一个中国人从“五星聚”角度入手解克商年？

【答】好的。西汉刘歆实际上是从五星聚角度解克商年的，不过这要讲来的话，实在很不好意思，我只能先给你打预防针——告诉你这需要很高很高的智商智力才能理解我的解释，这里“很高很高”绝非危言耸听或故弄玄虚，听下去你就知道了。不过，由于刘歆缺乏行星运动力学知识——万有引力定律（天体力学），也缺乏合适的计算方法（微积分，微分方程），所以他的天文计算是错误的和徒劳的。（顺便插一句：正是因为明清中国皇家天文学家同西洋传教士在日食日期计算比赛中败下阵来（其实也就是在行星运动理论和计算方法中败下阵来），中国皇帝才同意西洋传教士定居中国和任职朝廷，结果明清两代的西洋传教士最后扮演了外国间谍角色，帮助欧美列强在鸦片战争中打败了中国，从此中国沦为外国殖民者的乐园。）而晚清时代的中国学者尚未通过留学西洋来掌握牛顿力学和微积分方法，所以，虽然牛顿万有引力理论、微积分计算方法此时已经出现，但中国人要晚到民国时代才去欧美日留学掌握西方天文学、天体力学和高等数学，这些人中也只有少数几个人，例如民国时代从美国留学回国的竺可桢，会对中国古代天文学感兴趣，但竺可桢只研究了《尧典》四仲中星年代，并没有研究克夏年、克商年。民国理科学者研究克商年比较有名的是刘朝阳，他没有出国留学的经历。中国人利用天体力学微分方程研究上古史年代的人只有我。我是2001年秋天建议夏商周断代工程天文专家、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张培瑜把《尧典》昴宿一（17 Tau)放在赤经0°上，看它这个年代是哪一年。张培瑜是老资格天文考古专家，他一看，过去从未有人这样想和做过（后来，直到10年之后，才有陕西天文台研究员吴守贤先生想到这样做），他就放下了手中的工作，利用天文台计算机进行编程、调试和试算，最后于2002年春节前告诉我结果：帝尧命羲和四子观测中星、敬授民时的第一年是BC2172（吴守贤后来算得是BC2166）。这样，我立即根据古文献记载的“尧元年丙子，舜元年己未，禹元年壬子”，得到尧元年BC2205，舜元年BC2162，禹元年BC2109。并根据文献记载的夏积年471年（准数），算得克夏年是BC1638（=BC2109-471）；又根据文献记载的商积年600年（约数），算得克商年BC1038（=BC1638-600）。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人用西方天体力学方法算得尧舜禹元年与克夏年、克商年。西汉末年的刘歆，是用中国古代行星运动理论计算五星聚年代的——《太平御览》引《续汉律历志》：“王莽之际，刘歆作《三统（历）》，追太初前世一元，得五星会（聚于）庚戌之岁，以为上元。”其中的“上元”就是“天元”，也就是中国历史上“首出御世者”天皇登基之年。这一年，据刘歆计算是相当于西方公历的BC143231年。这个年代计算值当然是错误的，因为BC143231年处于旧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不会产生王朝和帝王，不会建立都城。这就是说，刘歆使用的中国古代“数术”不会比西方牛顿莱布尼茨发明的微积分技术高明。但是，刘歆的计算模型是建基于“五星聚”概念之上的，这个特点值得我们今天的克商年研究者借鉴。这里，我要指出：我们利用现代电脑和天文软件回推历史上的年代时，都是依靠天文上的天体运动周期天象来回推的，例如太阳从冬至点（赤经270°）出发回到冬至点一次，时间就是“1年”。而天体周期有长有短。短周期如太阳的周年运动。更长周期如岁星运动周期为12年。再长周期如哈雷彗星运动周期为76～79年。古中国人所知的最长天体运动周期是五星聚——500年（“五星聚，天子穷”。“五纬合，王更纪”。“帝王起，纬合宿”。《孟子》：五百年必有圣人出。《史记·天官书》：夫天运，五百载大变。《韩敕碑》：圣人不世，期五百载。《尚书中候摘雒戒》：周公视三公，视其文，言周世之事，五百之戒，与秦汉事。从张培瑜论文《伐纣天象与岁鼎五星聚》所载“表一”可知，五星聚度为二十八宿平均宿度13°时，两次五星聚的平均间隔时间是约500年）。所以，刘歆以五星合聚于庚戌之岁为天元（天元是中国王朝序列的总历元），以五星合聚于大火之次为克夏年（克夏年是商朝历元），五星合聚于鹑火之次为克商年（克商年是周朝历元）。这里，“五星聚于鹑火之次”的“五星聚”不是指五大行星聚会，而是指木星和它的四大卫星聚会——这可以称之为“五小行星会聚”。“木星与它的四大卫星聚会”，古人是把它叫做“龙集”——五龙集合（“五龙”是指天皇和他的四个儿子。“五龙”被古人尊为“十二时神”。“十二时”就是指岁星十二次。古代墓志中有“龙集之年”的记载——例如西魏崔宣靖墓志提到“粵以周大象元年，龙集娵訾，十月己未朔，……”。这里所说的“龙集娵訾”就是“岁在娵訾之次”的意思。所以“龙集娵訾”就是“岁次娵訾”。因此，“武王伐纣，岁在(龙集)鹑火”就是古人“以五星聚为王朝历元”思想的一种特殊表述和记载。“以五星聚为周王朝历元”的思想也有古文献专门提到：《新论》（严可均辑本）：“甲子，日月若合璧，五星若连珠，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从天以讨纣”。（其中，“五星连珠”就是“五星会聚”。）这里的思维难点和复杂点就是“木星和它的四大卫星”在一起也算“五星聚”。这样令人头晕眼花的想法确实不是头脑复杂度一般的人所能吃得消接受的（一般人只知道人类第一次看见四颗木星卫星是AD1610意大利人伽利略用他自制的30倍望远镜看到的）。我听说美国中小学教学大纲特别重点强调对学生思维复杂度的培养。相比美国科学人才辈出的事实，我们中国科研人员头脑确实是简单化的。在年代学研究领域，多可见到许多官科民科用简单思维和浅薄知识研究克商年。

而殷纣之时，的确出现过五大行星会聚天象——那就是众多古文献高频率记载的“殷纣之时，五星聚于房”（《太平御览》引《春秋元命苞》等）。这就是中国古人早就总结出来的五星聚周期“五百年（必有圣人出）”知识指导下出现的记载。因而，我可以利用刘歆“以五星聚为历元”的思想来求克商年：

1、“五星聚房”的“房”是天命论记载，可以不理会。

2、从“房宿宽度为7°”的事实可知“殷纣之时五星聚房”的聚度是7°。

3、从“帝辛三十二年五星聚+帝辛三十三年岁在鹑火”可知殷纣之时五星聚的次年有“岁在鹑火”天象。

把“电脑+天文软件”作为“天体力学实验室”，把“头年五星聚（聚度为7°）+次年岁在鹑火”作为天象假设，把它拿到天体力学实验室进行实验验证，结果验证得到：“BC1059五星聚度6.5°+BC1058岁在鹑火”。

于是确证：BC1058文王元年岁在鹑火。而文献记载：岁星复在鹑火之年，武王克商。接着有下列等式成立：

克商年=BC1058文王元年岁在鹑火-12年=BC1046岁星复在鹑火。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到：从整个封建时代中国学者算不好克商年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不掌握万有引力定律和微积分方法，不掌握电脑和天文软件。而民国时代，中国学者虽然掌握了万有引力定律和微积分方法，但他们不知道刘歆“以五星聚为王朝历元“思想实际上是华夏文明的文化精髓之一，因而没有重视“五星聚房”记载和“岁在鹑火”记载（也加上他们手里没有电脑和天文软件，以及缺乏天文数理建模能力）。新中国成立到今天，除了我，其他所有克商年研究者（包括官科如江晓原、刘次沅、席泽宗……，以及所有民科）全都不知道刘歆”以五星聚为王朝历元“思想的重要性，也不会以这种思想进行天文（数理）建模，因此也就无法从”五星聚“途径入手解答克商年。

这里，我要补充指出克商年二千年研究史上从未有人指出过的一个“周期性天象”的“分级”问题：克商年研究其实就是利用古文献记载的周期性天象进行定年计算。古今中外克商年研究者使用到的周期性天象主要有：太阳天象（日在析木之津，朔旦天象如“辰在斗柄”，日食）；月相天象（月食、朔、望、晦、既望、既生霸、既死霸等；月在天驷等）；岁星天象（岁鼎即“岁星中天+岁在鹑火”）；彗星天象；五星聚天象。这些周期性天象用来做为定年的计算依据的话，效果质量是不同的：超长周期天象如五星聚天象，五百年到一千年才出现一次，用它定年的效果最好；其他天象大多为短周期天象，它们每年，或每隔几年，或每隔十几年就出现一次，容易把相邻的年份混淆起来，让你把年代弄混和认错。所以，我是把五星聚天象、彗星天象看作钻石级别的定年条件，把岁星天象（岁在鹑火）、日月食天象看作珍珠级别的定年条件，把其他超短周期天象看作贝壳级别的定年条件。

而刘歆率先垂范的定年方法就是把五星聚之年作为王朝元年。而克商年就是一个王朝元年。这种情况并不是说刘歆率先计算出了五大行星会聚周期为500年到1000年，所以他优先选择把五星聚天象用来作为王朝元年天象。不是这样的。把五星聚作为王朝元年的做法，其实来自古人想象中的创世图景：无中生有、太极出现之后，太极作为一个奇点，它生发出阴阳二气，阳气清轻，上升为天；阴气浊重，下降为地。天地成位之后，天上的阳气又凝聚出日月五星，日月五星的生成位置是在一起的和相互靠近的，而不是各处天南海北相互不搭界的。也就是，日月五星一旦生成，它们的个头大小是以1°（周天365°的最小整数度数）为直径的，而太阳的个头最大（以清晨露出地平线的太阳视直径为准。晨日视直径被古人规定为角度1°，或线度1尺——《尸子》曰：“夫日圆尺”。365个晨日可以填满黄道一圈）、月亮的个头其次，其他五曜个头都很微小。这样，七曜的本位空间大小都规定为1°/1尺，相互距离小于1°/1尺就算相互“凌犯”；相互距离等于1°/1尺（从每曜的中心点算起，任何两曜的中心点连线距离等于1°/1尺）算作天地成位七曜生成但尚未一起出发作永恒的周天之旅之时的原初距离（“七曜齐元”时刻的位置秩序）；相互距离大于1°/1尺则算作非原初距离。因此，“五星合聚”的标准聚度（指黄道上首星与尾星的距离）就是5°/5尺（每星占有1°/1尺空间）。以刘歆为代表的古代数术家就是这样认定天地开辟，天皇登基时候的天象——七曜聚度为7°/7尺，五星聚度为5°/5尺的理想情况。而天皇登基之年就是华夏王朝序贯史的总元年（“天元”）。以后，每一次王朝交替，新王朝的元年都有类似电脑重新格式化的“天地再造”、“万象更始”的样貌，也就是有所谓“日月连璧五星连珠”的天象，那么新王朝就自然以“五星聚”天象出现之年为元年。这就是刘歆拿五大行星会聚之年作为天皇元年，拿五小行星（木星+四大卫星）“会聚”于大火之年作为商朝元年，再拿五小行星“会聚”于鹑火之年作为周朝元年的做法的根据所在。（说到这里，这么复杂，听者你觉不觉得挠头呢？）

恰巧，刘歆依据华夏创世图景拿五星聚作为王朝元年天象，就使得五大行星会聚周期和岁星巡天周期成为定年所依据、所使用的天象，而五大行星会聚天象的定年效果在克商年论证计算中最好。这个定年效果就体现在五大行星会聚和五小行星会聚表达式——“BC1059五星聚+BC1058文王元年岁在鹑火”。

也就是说：克商年计算式“克商年=BC1058文王元年岁在鹑火-12年=BC1046岁星复在鹑火”是求解克商年最符合古人原意且又是最能发挥五星聚天象定年优势的计算式！能找到这个简捷而权威的克商年计算式就是一种特殊的幸运。而拿这个克商年计算式作为二千年克商年求解史的结尾是最完满的一件事。

【问】我明白了，之所以那么多古代中国克商年研究者无法解决克商年问题，是因为他们缺乏西方天文学理论、方法和计算工具，虽然他们的计算模型是正确的——因为他们知道“五大行星会聚”的定义（黄道上首星与尾星的角度距离是5°，或线度距离是5尺），也知道“五小行星会聚”的定义（即“岁在鹑火”就是“五龙集合于鹑火之次”。也就是他们承认“天皇”的真实存在性。那末，“武王伐纣，岁在鹑火”的记载就不被他们怀疑和抛弃。相比之下，现代中国人不承认“三皇五帝”是真实历史人物，也不认可“武王伐纣，岁在鹑火”是真实的克商天象）。另外，之所以那么多现代中国克商年研究者无法解决克商年问题（尽管他们都个个赌咒发誓自己成功了），是因为一千多年以来的科举教育的影响，和现代应试教育的严酷淘汰效果，把他们培养成了谨小慎微唯唯诺诺的“木头人”，具备的是“木鱼脑袋”和“榆木疙瘩”，在形象思维潜移默化影响下形成的“二重证据法”使他们没有办法发挥大脑的积极思考作用，没有办法让他们从“金字塔”视角看重高居中国古星宿体系这个圆锥形金字塔顶端的“北极五星”，也没有办法让他们从《易经》记载的华夏创世论（“天一地二人三”）去设想“天地开辟，七曜齐元”时刻的五星距离获得“五星聚定义”，加上他们不理解刘歆从五星聚年份出发求克夏年和克商年的思路，因而他们全体一致频繁调用《武成》《国语》记载的与武王伐纣事件有关的短周期天象（如月相圆缺变化周期）求解克商年，这就很难成功。个别如张钰哲、张培瑜也尝试利用“彗星出现”这种长周期天象求解克商年，但因为不能有效确认“哈雷彗星”，所以也不能成功。

不过，我们仍然对“为什么是你，而不是他们，成功利用了五星聚长周期天象”这一点感兴趣……。

【答】我在中学阶段成为校长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亲自树立的数学模范生。既然是数学模范生，那我的头脑就有别于其他同学的头脑——我的头脑数学性很强。例如我在2001-2006年之间，通过大量阅读与克商事件有关古文献资料，就觉得“五星聚房”和“岁在鹑火”这两个记载的频率实在太高了（相反，“武王伐纣彗星出”倒是孤立记载），提到这两种伐纣天象的古文献种类多、跨度大、延续时间长。实在没有办法让我相信这是古人故意欺骗我们这些子孙后代。作为正常孩子，我父母在我懂事的时候起，每次给我讲我们的家史，那都是很严肃很诚恳很认真的态度（别人家父母也是和我父母一样）。读《史记》，也亲眼看到了司马迁父亲对他的殷切期望（要求他成为一名良史）。读钟鼎铭文，也屡屡见到“子子孙孙永宝用”这类着眼子孙后代的字句，透露出对家传的重视。因此，一个是自己的亲身体会，一个是数学头脑赋予我的“高频率”概念，让我严肃正经对待“五星聚房”和“岁在鹑火”。另外，又由于我的数学建模能力超强，这直接导致我的天文数理建模能力也超强。在“五星聚房”和“岁在鹑火”这两个记载里，我就抽象出“五大行星会聚”和“五小行星会聚”两个星象模型，又根据古人“象类思维”习惯，认为古人是会这样定义的。同时结合围棋棋盘中央的“天元”设置，结合“五子棋”与“五星聚”的关系思考，再结合对刘歆以五大行星会聚求天元之年，以五小行星会聚求克夏之年、克商之年的做法的观察和思考，就是这样，我使用自己这颗特殊的数学头脑，从天文数理角度进行建模思考，于是就走上了“利用五星聚记载求克商年”之路。我这条学术道路很难模仿，原因就在我的数学特别好，而众所周知，一个人数学好，主要原因在于天分，而不是后天努力。而一讲天分，那就是说不清楚了，谈话也就只好打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