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学的叙事中，“情感”是一个渊源久远、却曾遭遇遗忘的角色。古典时期的社会学家如涂尔干、齐美尔，乃至以“工具理性”一词闻名的韦伯，都曾从不同的角度将情感视为重要的论题。随着古典时代的结束，学术中心自欧洲向美国的转移，学科专业化与理性化的潮流不可避免地影响了社会学研究的旨趣，情感的地位遭遇边缘化。直至20世纪70年代，它才重新被学人们发现、打捞，并逐步走向学术舞台的中心。

青年学者王佳鹏长期关注情感社会学，尤其是与之相关的思想史问题。在研究之外，他还翻译了很多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的名作，比如霍克希尔德的《心灵的整饰》、詹姆斯·斯科特的《支配与抵抗艺术：潜隐剧本》、彼得·比尔曼的《寻找门卫》等。这些作品讨论的问题涉及社会中的方方面面，内在都和“情感”问题相关。用王佳鹏的话来说，“情感问题往往都不只是情感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反过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问题却都是情感问题，至少都涉及情感问题”。

王佳鹏的导师、社会学学者成伯清曾在一篇论文中指出，情感之所以能成为古典时期社会学者们关注的话题，除了学科内在的逻辑，社会文化背景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彼时正处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欧洲社会正经历着社会结构的剧变，大众社会的形成，使得如何直面“激情的人群”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当下的中国社会同样正面临着转型，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更是让我们直面一个比一百年前更复杂的情感景观。追星粉丝的“狂欢”、强者对弱者的“羞辱”、面对不公时凝聚的“义愤”……我们该以一种怎样的态度面对这些情感？王佳鹏从情感社会学的思想史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思考。

本文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7月29日专题《“洞穴”内外——情感与社会科学》的B07版。

「主题」B01丨“洞穴”内外——情感与社会科学

「主题」B02-B03丨黄盈盈 社会学研究的“情感”在场

「主题」B04-B05 | 赵鼎新 社会学，能否接近历史的“本质”？

「主题」B06丨袁长庚 情绪不是“炖肉时需要被撇去的浮沫”

「主题」B07丨王佳鹏 情感社会学真正研究的是“世道人心”

「文学」B08丨杰克·吉尔伯特 从日常生活中打捞情感体验的重量

王佳鹏，社会学博士，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传播思想史、传播社会学、社会心理学。译有《寻找门卫》、《支配与抵抗艺术：潜隐剧本》、《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与成伯清、淡卫军合译）等。

情感社会学真正研究的是“世道人心”

新京报：情感社会学发轫于20世纪初期，但一般认为，1986年美国社会学会的情感社会学部的建立是情感社会学正式登上学术世界舞台的标志。与社会学的情感转向同期的，也有社会学的“身体转向”、“语言学转向”。你长期从事情感社会理论的研究，能不能谈一谈，社会学“正式”关注情感有哪些比较重要的时代、思想背景？

王佳鹏：首先可能要看什么是“情感”，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很少有人能说清楚，在此就暂时搁置不论了。从宽泛的意义上说的话，社会学对“情感”的关注，可以说在其奠基时代就是非常显著的。比如马克思对异化的讨论，涂尔干对自杀和集体意识的分析，韦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齐美尔对都市社会心理的刻画等等。

20世纪中叶，美国成为学术中心，结构功能论一家独大，对情感似乎关注较少，但也不是完全不关注，比如帕森斯的模式变相中就有情感性-情感中立。当时社会心理学对于社会结构与人格关系的研究，很多都特别关注情感，比如戈夫曼对于尴尬与社会结构的讨论，理斯曼对于耻感、罪感、焦虑与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更别说心理人类学或文化与人格学派，比如本尼迪克特、玛格丽特·米德等，对于文化差异和成长经历，对于心理和情感的影响。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结构功能论受到诸多质疑，社会学流派更加多元化。情感社会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美国社会学情感社会学分会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即使在此之后，很多人也不认为情感社会学就是重要分支，很多时候还是将其划分到社会心理学下面，准确地说是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情感社会学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内容。

从总体上看，社会学在不同时期都对情感有不同程度的关注，在根本上主要关注的是现代化、理性化、文明化进程中的“世道人心”。在奠基时期，可能传统与现代的对比更为强烈，有的社会学家还有怀旧情绪和共同体情结，所以对情感的关注和重视更多一些。20世纪中叶，美国社会对现代化更加乐观自信，甚至要推广到世界，所以对情感的关注相对少一些，但也并非没有，也并非不重要。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社会各种动荡，学术上出现各种转向和流派，此前不太受重视的身体、情感、日常生活等问题反而获得突出强调。

新京报：有学者总结，当下有关情感的社会学研究，在方法层面逐渐走向多元，比较明显的是从定性方法走向定量。相较于“理性”的很多指标，多样的社会情感的一个特征就是极大的流动性和模糊性，甚至如何界定一种情感都很难在学者中达成共识。你觉得情感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在研究方法上需要注意的地方或者说难点是什么？

王佳鹏：各种转向盛行，分支越来越多，方法日益多元，定量逐渐占主导，这些不只是情感社会学这个领域的发展趋势，可以说是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潮流。学术世界就像齐美尔所谓的时尚一样，不断追新求变，似乎不断追上新颖的、热门的话题就能取得学术上的成就，情感转向或情感研究可能就是其中的话题之一。

我觉得情感社会学研究，跟任何研究一样，最根本的问题或难点是如何真正扎实地、深入地理解人心，以及人所处的社会和文化。不理解人及其所处的社会和文化，不管是研究身体、情感、日常生活，还是研究语言交流、经济交易、政治权力，可能都难以做出太大的贡献。如果说情感研究跟其他研究有何不同的话，可能相对于其他问题或领域而言，情感要更加难以理解，就像我们所说的知人知面不知心。

当然，情感社会学不是读心术，不可能读懂每个人的心思，或者说情感社会学要读懂的不是某个人的心思，而是“世道人心”。要读懂“世道人心”，我觉得最重要的方法论，可能是费老晚年在回顾和反思中提出的“将心比心”，这既是一种方法论的自觉，也是一种为学为人的自觉。不管属于何种学科和流派，不管采用何种研究方式和方法，情感研究者或许更加应该将心比心，知人知心。

此外，对于情感的界定和测量一直存在很大争议，我并不反对情感测量，但我觉得我们应该反思情感测量的价值和局限。测量情感很容易，理解情感很难。测量情感有助于理解情感，但不一定就能理解情感。当然，定量与定性、理论与现实、历史与当下，各种视角或方法肯定都是各有价值和局限的，最好可以相互结合，相互补充。即使只是采用其中一种方式，也要意识到这种方式的特定局限，它不一定是最好的，不一定就能理解我们要研究的人群及其情感。

电影《青春变形记》（2022）剧照。

我们这个年代对公众人物的要求

可能还降低了

新京报：霍克希尔德是情感社会学比较正式的奠基人之一，你也参与了霍克希尔德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心灵的整饰》一书的翻译。霍克希尔德特别在书中提到了“感受规则”的问题，对每一种较为普遍的情绪，社会中其实都有一套用以制约的“规范”，而偏离了这种规范的情感表达，会被认为是“不当的情感”。在当下的社交媒体环境中，这种对“情感规范”的要求似乎变得格外高，比如在公众人物面对公共事件发表评论时，大家会特别在意这种情感表达的每一个细节，稍有不慎，就会引发舆情事件。你会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佳鹏：按照情感社会学的基本认识，不同社会不同时期不同人群有不同的感受，这些感受及其表达遵循着一定的规范和规则，所以霍克希尔德提出了“感受规则”这样一个概念。社会变迁肯定会影响人们的感受和感受规则，比如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讨论过，埃利亚斯更强调社会结构或社会型构对耻感变迁的影响，波兹曼更强调媒介技术对于耻感变迁的影响。尽管他们并未使用感受规则这个概念，但实际上也是在讨论不同时期不同人群的感受规则，以及社会结构和媒介技术的影响，只是强调的重点不同而已。【王佳鹏.社会型构、媒介技术与耻感变迁——波兹曼和埃利亚斯之间的思想对话[J].新闻大学,2019(11)】

对于你提到的这个现象，我觉得主要原因不是大众对公众人物的要求提高了，而是公众人物的曝光率提高了。如果仅仅就人们对公众人物的要求而言，可能还降低了，一般都是将其视为普通人，而不是君子、圣人、神人。任何一个人的语言表达和情感表达，都不可能完全符合规范，都有言行不当、表达不好的时候，所以话多和敏感在社会评价中都未必是好事。但随着曝光度或关注度的大幅增加，公众人物表达得不当或不好的语言和情感，就会被吃瓜群众抓住不放。甚至有些公众人物本人或者关注他的人，还会主动发布一些引发争议的信息，来增加自己的吸引力和关注度。非公众人物当然也会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不当，只不过不会引起关注和讨论的热度。

《心灵的整饰》，阿莉·霍克希尔德 著，成伯清 淡卫军 王佳鹏译，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1月

曝光度的增加肯定有社交媒体的作用，但也不完全因社交媒体。在比较封闭的传统社会，小村子里也有八卦和谣言，众口也可以铄金。报纸出现的时候，最盛行的是黄色小报。现在社交媒体的兴起，只能说是进一步扩大了交往和曝光的范围。一般而言，传媒学者更强调媒介技术的作用，社会学家则认为技术是社会力量的一种体现。无论如何，社会结构、媒介技术和交往语言、情感表达都是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的。基本趋势是人和人之间，包括纵向的不同阶层之间和横向的不同区域之间，都联系得更加紧密，接触得更加频繁了，同时也意味着交流方式和感受规则会发生一些改变。

新京报：霍克希尔德还特别提到了一种情感的阶级性。比如，中产阶级的孩子从小就通过各种途径养成了很好的情感管理能力，能够面对不同的情境选取合适的方式表达情感。在当下的网络环境里，面对一些公共事件，很多人会认为，我们不应苛求人们表达情感的方式，即便它不“得体”，不“理性”。你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王佳鹏：古今中外，感受规则和社交礼仪肯定都有社会分层的特征。一般而言，越是上层，越是熟悉感受规则和社交礼仪；越是下层，对于感受规则和社交礼仪，越是不熟悉，不擅长。不管中国还是西方，最讲究这一套的其实是上层精英。但都有一个逐渐下移的过程，西方是从宫廷贵族到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古代中国是从贵族到士族再到平民，礼仪在下移的过程中也发生了很多变化。

现代社会主要是中产社会，中产阶级肯定要更加熟悉感受规则和社交礼仪，比如霍克希尔德就是外交官家庭出身。对于大众来说，追求阶级攀升的过程同时也是掌握感受规则和社交礼仪的过程，有时候这比政治地位和经济收入的提升还要难。当然也存在相反的变化，比如1949年后的社会改造，再如现在中产阶级有人穿破洞的衣服，说粗俗的话。

情感与情感表达，交往与交往方式，肯定都很重要，最好是二者可以恰如其分地结合，以恰当的方式表达恰当的情感，以恰当的方式与人交往。要做到恰如其分比较难，所以面对别人不恰当的情感和语言表达时，要看心不看行，要学会谅解，这是一般的交往准则，或主要是伦理道德层面的要求。

如果从个人道德修养层面转向社会交往、网络交往层面，情感表达的形式或方式可能比情感本身还要重要。这不只是网络交往问题，其实也是社会秩序的根本问题。比如先秦时期，孔子主要讲仁，荀子却强调礼法，尽管都强调仁和礼，但侧重点已经从仁转变到礼了，同时社会重心也从贵族转到士族、寒族了。不管是否认同中国儒家或西方中世纪宫廷社会，情感表达和社交礼仪都是社会秩序的重要方面。同样，对于当代社会和网络社会来说，也需要一定的礼仪和规范，人们要大体上清楚各自在不同场合中该表达什么，可以表达什么，如何表达。

至于“特权”问题，我觉得不能认为中产阶层的情感表达方式、社会交往礼仪就一定是特权的。这些表达方式中，有些是实用性的，为了更好地交流和表达，有些是礼仪性和象征性的，后者更难以掌握，也更不实用，可能更多一些象征特权、突显优越的作用。在礼仪的不断下移过程中，这些象征性、礼节性的部分已经更多地被舍弃了，实用性的部分得到了更多的延续，中产社会或大众社会已经比过去的贵族社会平等多了。

继续发展的方向可能是，对于那些实用性的部分，可以促进人们相互理解而不是体现身份优越的部分，应该学习和延续为主；这部分礼仪学习起来可能比较容易，也比较实用；对于不那么实用、不是促进相互理解而是体现身份优越的部分，则需要改革甚至舍弃。具体如何改也不是哪个人或机构说了算，要根据社会实践不断探索和总结。总之，不能把情感表达方式和社会交往礼仪完全等同于特权，不能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泼掉。

电影《劝导》（2022）剧照。

新京报：情感劳动是霍克希尔德这本书贡献的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她指出，情感劳动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进行情感管理和情感劳动。这或许意味着女性相较于男性，更容易受到日益严重的资本、技术的剥削。不过，罗兰·拉斯特在《情感经济》里也提出一个观点，即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类劳动要素中唯一难以替代的部分就是情感，更善于进行情感劳动的女性，在未来的劳动分工中的地位会可以预见地上升。您会怎么评价这两种观点？

王佳鹏：首先，情感管理和情感劳动肯定存在性别差异，但对于女性比男性更多情感管理和情感劳动，我觉得可能需要进一步讨论。男性和女性可能是在不同领域、从事不同的情感管理和情感劳动，比如霍克希尔德研究和比较了女性空姐和男性收债人的不同情感管理。

我觉得，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可以部分替代人的情感和情感劳动，比如跟机器人、虚拟人谈恋爱。这些机器人、虚拟人由于可以读取我们的更多数据，在某些方面可能比具体的人要更了解我们，能更好地提高所需要的情感服务。但应该不会彻底取代人，否则人的存在就毫无意义了。

女性地位的提升和服务业的发展是肯定的，但我不认为由于女性更擅长情感管理和情感劳动，情感劳动难以被机器人替代，所以女性在未来的劳动分工中就一定地位提升。这个因果关系不是这么简单的，社会科学研究不是数理推导题。比如说，保姆、家教、养老等情感服务工作日益市场化，在这些工作中，目前可能女性比较多，但并不意味着一直都是女性比较多。

随着这些工作的市场化，尤其是收入的提高，以后的男性完全也有可能从事这些工作，为了更好地工作和赚钱，这些男性肯定也需要提升自己的情感表达能力、情感劳动效率和情感服务水平。不管男性特质还是女性特质，都不是天生的，都是在社会和历史中形成和变化的。就情感服务工作而言，我个人反而希望出现的趋势是，男女各有一半左右，也就是说，人们从事这项工作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自己是女性或男性。

“愤怒”是否正当

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新京报：你曾在一篇文章中对情感劳动这个概念进行过批判性的反思。很多学者会认为，情感劳动对人的“本真性情感”有所损伤，在现代资本主义工作体制下，人们的情感都在经历创伤。你的质疑是：到底是否存在一种本真性的情感？以及，就我读到的一些研究（尤其是关于网络主播的情感劳动）来看，情感劳动对于人们自主地建构新的情感联结，不见得都是负面影响。可否结合相关研究，延伸谈谈你对这个概念的反思？

王佳鹏：我确实对情感劳动研究有一定的批判性反思。第一，是否存在本真性情感的问题。第二，情感劳动是积极还是消极的问题。第三，情感劳动是老话题还是新发展的问题。总体上的回答不能一概而论，是相对的，主要是找出相对的条件，根本上是要理解人心。也就是要结合具体的人及其社会、文化，来理解情感和情感劳动，而不似是而非地讨论情感劳动本身。回到前面提到的方法论问题，也就是说，要对具体的人及其社会文化处境，进行将心比心地理解。

既然是批判性反思，可能就不适合结合相关研究了，只能笼统地批判和反思。前面提到，测量情感有助于理解情感，但不一定真正理解了情感。这里想继续补充的是，定性研究、田野工作也是如此，也是有助于理解情感，但不一定就真正理解了情感。或许田野和访谈相对于问卷和数据可以更接近人及其情感，但这不是绝对的。也有很多田野研究和深度访谈，没有做到将心比心，知人知心，没有深入理解人心和情感。

新京报：从近期的公共事件中，我们会发现“愤怒”几乎成为现在互联网中最常见的情绪。你在一篇论文中也指出，羞耻与义愤某种程度上是网络舆论正当性的基础。亦有学者的论文将互联网中的愤怒提炼为一种特殊的愤怒——“义愤”。从各方面来看，互联网以及层出不穷的各类社交媒体，似乎都深刻改变了愤怒这种情绪，你觉得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佳鹏：我认为，互联网以及各种社交媒体并未改变愤怒这种情绪本身，只能说是扩大了愤怒等情绪的表达方式，扩大了愤怒等情绪表达的范围和影响。义愤不是从互联网中提炼出来的，没有互联网也有义愤。不管网上还是网下，义愤都指的是有人违背正义或道义，比如为官不仁、师德败坏、暴虐伤人，人们对此感到很愤怒，希望这些人受到正义的惩罚。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作用是扩大了这些违背道义的人或现象的传播范围，也扩大了包括义愤在内的舆论的影响。

新京报：在很多人眼中，愤怒似乎是一种自然的反应情绪，“人之常情”，也因此获得了一种天然的伦理正当性，对之的批评会被视为“理中客”的傲慢。也有学者在伦理学的层面论证了现代愤怒的正当性主要在于“对等原则”的要求：即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这是一条“金规则”，而愤怒是对逾越权力边界、威胁对等原则的反应。不过，你也在文章中写过，愤怒本身具有的破坏性同样不容小觑。在现实问题中，这两种态度往往完全难以得兼。对此，你会有哪些理论和现实层面的思考？

王佳鹏：不管是愤怒，还是网络上的愤怒，都有可能是正当的或不当的，建设性的或破坏性的。要结合具体的人和事，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说愤怒就是正当的或破坏性的。也不能说网络上的愤怒就一定是正当的或不正当的。甚至，即使是基于对等原则，也不一定就是正当的。

前面说过要理解具体的人及其社会和文化，具体情况往往复杂得多。比如父亲和老师批评教育孩子，批评得比较严厉，孩子很愤怒。亲子关系和师生关系显然是不对等和不平等的，孩子显然不应当去教育老师和父母。老师和父母的严厉教育往往是正当的，孩子的愤怒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但却不一定有正当性，所以孩子应该克服自己的愤怒，站在“理中客”的角度认识到老师和父母教育自己是应当的，自己的愤怒是不应当的。

如果孩子认识和做到了这一点，那么愤怒在这里虽然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但却是不应当、不正当的；但因为认识到这一点，克制自己的愤怒，改正错误，愤怒在这里就是建设性而不是破坏性的。但如果孩子认识不到这一点，对父母和老师的愤怒反而日益增加，导致师生关系或亲子关系紧张，那么愤怒在此就是破坏性的。当然，还需要考虑父母或老师的愤怒等感受，这就更复杂了。

情感研究最大的缺陷是“赶时髦”

新京报：情感的表达与语言高度相关，比如我们可以通过流行词去观测社会情感的流变。您曾经研究过2008-2017年中国的流行词，并提出其中蕴含的一些趋势：从公共性到日常性、从“负能量”到“正能量”等。这几年，新一批流行词也获得了不小的热度。2017年之后，你对中国流行词有哪些新的观察？如何看待流行词背后的社会情绪的变化？

王佳鹏：基本的一个判断是，不管直接的情感研究，还是间接的情感研究，比如通过网络流行语看社会心态的变化，最终都不是研究情感本身。情感问题往往都不只是情感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反过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问题却都是情感问题，至少都涉及情感问题，倘若对这些问题背后的社会心态或“世道人心”缺乏理解，那么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很可能也是比较简单的。我想，可能部分由于这个原因，费老晚年从社区研究、小城镇发展研究转向了文化心态研究，强调社会心态和文化自觉的重要性。

《寻找门卫》，彼得·比尔曼著，王佳鹏 译，薄荷实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5月

新京报：有关情感的社会学研究有哪些最新的前沿领域？还存在哪些缺陷？是否可以简要谈谈？

王佳鹏：我觉得，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可能不太一样。二者都要既打好基础，又要追踪前沿。但对于自然科学来说，似乎基础相对好打，追踪甚至引领最前沿比较难，当然要在基础领域取得突破也很难。对于社会科学，好像是基础不太好打，追踪和引领前沿看着比较简单；至少面对最新颖的、最热门的话题，好像谁都可以谈一谈。

所以，我认为当前学术界，包括情感研究，最大的缺陷可能不是跟不上最新、最前沿，反而是太追求新颖、太追踪前沿、太追逐时尚了。如果根基不牢，就算用最新颖的理论概念，最前沿的方法工具，讨论最时髦的话题，也都是毛主席所说的“墙上芦苇”“山间竹笋”，或者是潘光旦所谓的“童子操刀”。学术潮流虽然在变化，但是坐冷板凳，打好基础，似乎始终是最根本、最重要、最困难、最欠缺的。要有比较扎实的中西学术基础，才能真正理解“世道人心”，深入理解情感背后的社会性、文化性。

文/刘亚光

编辑/李永博 何安安

校对/薛京宁 付春愔